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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羅家倫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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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42.00

  • 著者:4338 
  • 出版時間:2013年09月本印時間:2013年09月
  • 版次:1印次:1頁數:303頁
  • 開本:16冊數:1
  • ISBN:978-7-100-09854-0
  • 讀者對象:大眾讀者
  • 主題詞:父親羅家倫
  • 人氣:1336

顯示全部編輯推薦

 “五四”運動領導者、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不平凡一生的親情回憶錄  

    羅家倫,是“五四”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曾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是為我國現代教育做出很大貢獻并產生極大影響的教育家。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以她歷史學家的豐富積累和真摯的感情寫出的這本父母親的回憶錄,以作者回顧為主線,附帶各個時期父親羅家倫和母親張維楨以及他們同時代人的回憶文字,此外,還收錄了羅家倫自己的文章及講演記錄,還有羅家倫與妻子張維楨的通信及少量張維楨的文章,以期生動詳實地全面地展示了羅家倫一生不平凡的經歷。

顯示全部序言

       1999年12月25日,是先父羅家倫先生逝世30周年紀念,就在那一天《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4冊在臺灣出版,圓滿完成了這項費時二十多年的工程。作為保存、整理父親遺稿的負責人,我除了感謝眾多位專家的辛勞和執著之外,也慶幸終于能為兩岸學者提供一套完整的傳記資料。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便注意到父親的舊作在國內再版或摘錄;進入21世紀不久,研究他的專題論文和評傳相繼問世,呈現出近代歷史人物研究的一股蓬勃氣象。
       我個人在對雙親的認識與時加深的過程中,也曾應邀在兩岸的雜志和集刊里發表過十余篇文字,大體概括了他們一生經歷和事業的重點。退休后我很希望能將它們組合成一本有系統的文集,為國內讀者提供另一角度的記述。可是如何著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都令我感到困惑和猶豫。就在這期間,很幸運通過好友梁文薔博士的介紹,結識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編輯高艷華女士。從2005年4月起,我先將所有可用的資料郵寄到她手邊,再借電子郵件密集地與她反復商討取得共識。憑著她豐富的經驗和創意,我們很快尋到了可行的方案 :把我寫的新舊章篇,連同父母親具代表性的遺著和幾位父親的朋友和學生悼念他的專文,加上多種圖片、信函和墨跡,綜合成一本另類的傳記。這本《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順利地于2006年1月出版。
       新書意外地產生了一些拋磚引玉的功效:如父親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他畢生對現代青年人格的關注和教育事業的貢獻,甚至他和母親的戀愛和婚姻,都得到不少讀者的肯定。一位《書城》評論者感嘆說:“能有自己的子女所寫的回憶與傳記,做父母的是多么幸福。別說什么克紹箕裘,也別說什么詩書傳家,單是這份令人難忘的親情,也足夠令人動懷。羅家倫先生久已消失于大陸讀者視野之外,現在能從父親、校長、學者的角度,重回大陸,實在是我們讀者的福氣。”另一位讀者是這樣評價的:“羅久芳提到,編輯高艷華女士建議,把紀念文字和專著遺作合而為一,合成一本‘從多個角度出發的傳記’,能使得‘讀者不僅能從中認識我父母親的生平,也能夠體會出他們那個時代的滄桑’。讀罷,感覺這個設想真是很成功。”老友文薔寫信給我說:“我雖與你相交數十載,無話不談,但對羅伯伯許多事仍不清楚。這次讀了你的介紹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認識。尤其對羅伯母的過去所知無幾,讀了你的敘述如撥云見日……現知其背景及終生貢獻,疑云頓消。在伯母那個時代,無論中外,婦女的奮斗、貢獻記入史冊的不多,你記載母親的文字特別有意義。”
       2009年底,高女士又幫助我策劃編輯了一冊《五四飛鴻 —— 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選用了父親50位師友的親筆信函,并包括了一批他與蔡元培、張元濟的往返書信。她為這本書所花費的時間、付出的心力更多,出版后在學術界和同行業中均獲得高度的評價。她在退休前后,依舊不忘繼續引進父親其他的著作,特別為了紀念辛亥百年,及時于2011年推出了《辛亥革命人物畫傳》。由于《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已經絕版,她又在2012年代表我與北京商務印書館另行簽約,并參與將原書全面修訂重新排版。此外商務還同意將父親最后的一本著作《逝者如斯集》發行簡體版,兩書可望在2013年內同步完成。
       特別要提出的,是父親與商務印書館數十年的淵源。他從學生時代起,便和張元濟先生建立了忘年之交,我在書中有專文交待。由于他們特殊的關系,無論在上海、重慶、南京和臺北,父親的書每一本都是交給當地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1999年,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已經將他1927年出版的《科學與玄學》選入“商務印書館文庫”系列;2012年又將我參與校訂的毛彥文著《往事》再次與讀者見面。最后,我要向商務的前后編輯人士多年來的熱誠和努力,致以謝忱,并再次向多年來鼓勵我、幫助我的高艷華女士以及我的老伴張桂生,表達衷心的感激。

顯示全部作者簡介

       羅久芳,1934年生于南京,長于重慶。1948年出國,在印度和澳大利亞念完高中,1955年悉尼大學文科畢業。同年入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主修近代史。1956年獲碩士學位,1958年獲博士候選人資格。曾任密歇根大學中文系助教,華盛頓大學遠東學院研究助理。上世紀70年代起開始整理乃父遺稿、文物,協助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的工作。       1977-1979年任職美國州立西雅圖中央社區學院,講授英語及中國歷史課程。主要著述有:回憶錄《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以及整理校訂毛彥文自傳《往事》等。其他研究文字散見于多種報章雜志。

顯示全部內容簡介

    他與傅斯年等人共同創辦的《新潮》雜志,使之成為當時繼《新青年》后倡導新文化運動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他起草了“五四宣言”,是“五四”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他是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改組舊清華,為現代化的清華大學發展奠定了方向; 他亦是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十年“重建”,遂使中大有“民國最高學府”之稱謂; 他是羅家倫。 在這部由羅家倫的女兒用真情實感編寫的親情回憶錄里,作者用豐富的材料全面地展現了羅家倫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學生生活、組織學生運動、留學歐美、收獲愛情、實踐教育、從政報國,其間交織著愛情和親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國富強之夢。

顯示全部目 錄

序言 羅久芳 1
我的父親 第一輯
追念我的父親 7
父親在北京大學 23
父親與“五四”運動 37
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
——謹以此文紀念先師蔡孑民先生百年誕辰 羅家倫 50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羅家倫 59
父親母親的戀愛 81
父親在留美的日子里 87
留美情書15封 羅家倫 96
留歐情書46封 羅家倫 109
父親在清華大學 159
我和清華大學 羅家倫 168
父親在中央大學 185
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
——民國三十年七月在國立中央大學全體師生
初次惜別會中講話 羅家倫 190
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節選) 羅家倫 204
我的母親 第二輯
懷念我的母親 213
現代中國學生的一些家庭問題 張維楨( 羅久芳譯) 228
愛護民族生命的萌芽 張維楨 234
中國婦女在戰時和戰后的地位 張維楨 238
百年父母與千年文物 241
父親與師友 第三輯
   父親與錢鍾書 246
   父親與他的恩人張元濟 252
學者眼中的父親 第四輯
   博通中西廣羅人才的大學校長 毛子水 260
   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 楊希震 267
   悼念羅家倫先生 柳長勛 274
   憶述羅家倫先生的學術思想及其他 金紹先 279
附錄
母親張維楨捐獻文物目錄 286
父親墨跡 288
羅家倫大事年表 297

顯示全部精彩試讀

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節選)

    我(從廬山)回到南京,一方面很鎮定的舉行(中央、浙江、武漢)三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考完之后,催促教授們趕快看卷子,一方面限定大家在二星期之內把重要的圖書、儀器一齊裝箱,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戰爭爆發了,八·一四南京遭受日本大隊重轟炸機的空襲,這隊飛機是日本著名的木根井航空大隊,由臺北松山機場起飛的,那天倒很好,一口氣打下他六架,以后南京天天有空襲,但敵人的目標還是在光華門外的機場和若干軍事據點。以中央大學為主體并且參加了若干浙大、武大教授的閱卷委員會,在十五日已經把全部卷子閱完(那年投考的有一萬一千人左右,評閱的卷子有六萬多本),到八月十九日下午所有的分數一律算好了,有三所大學合組的考試委員會在大石橋中央大學校本部圖書館閱覽室開會,大致到了六點鐘吃飯的時候,大體的決定已經有了,不過還有若干附帶問題尚待繼續商討,六點鐘,我們在圖書館樓上開始用晚餐,剛剛大家放下筷子的時候,天空的敵機不斷的盤旋,我們起初以為他所找的仍是軍事目標,不致于會炸到大學,所以不曾十分注意,那時中大的警衛隊長李治華君跑上樓來對我說:“敵機在上面盤旋,不懷好意,請趕快到圖書館最下一層半截在地下的書庫里坐一下。”于是我約集其他兩校的代表和本校的教職員,一共一百多人到地下書庫,我為了要結束這個會起見,約集其他兩校的代表坐成一個圈子,我自己拿了一把扶手椅,手放在扶手上正要坐下去的時候,忽而聽見一聲劇烈的爆炸,像天崩地坍一樣,屋頂上的水泥紛紛像暴雨般的掉下來,這種強烈的爆炸聲音,繼續不斷有十余分鐘,飛機聲音稍小,李治華君又趕下來向我報告道:“后面化學室起火,女生宿舍全部被炸。”于是乎我立刻出來,站在圖書館前的一個大日晷前面,督促本校員工救火,正在救火的時候,又聽見一連串不斷的爆炸聲,天空紅色的碎片橫飛,響了十分鐘之久,我們還是不問,把化學館的火救熄,女生宿舍被炸變為平地,圍墻以外承賢街農場的男生宿舍二、三層樓的門窗,幾乎全部被震碎,可是男女宿舍兩處均未傷人,只有正在建筑牙醫專科學校大樓的工人炸死了五個,校工炸死二人,是最不幸的犧牲者。說到女生和男生宿舍受到這種損毀而不曾傷人,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但是其中有一段經過,是當時在場的人都知道的,我不妨補說一下。南京從八月十四被空襲起,來找我的客人大大的減少了,我的辦公室在大禮堂的二層樓上,這個禮堂是為當年開國民會議建筑的,相當堅固,我的辦公室就正對大門,女生宿舍靠近大禮堂的左邊,是中國式的平房,因為客人稀少,我一個人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忽而注意到鄰近的女生宿舍,感覺到不妥當,于是坐下來下了一個條子,請女生指導員陳美瑜女士(她原是金女大教授,當時在中大衛生教育科任教),要她把住在宿舍里的女生限定在十九日上午一律搬出去,家在南京的回家,家不在南京的搬到三牌樓中大農學院女生宿舍里暫住。這個條子寫好以后,我又在辦公室走了若干個圈子,又想到男生宿舍二、三層樓不妥,因為男生當時沒有空襲的經驗,常常喜歡跑到屋頂上去看敵機,所以我又寫了一個條子給男生宿舍管理員吳茂聰和汪瑞年二位,要他們把二、三層樓的男生,一起搬到一層樓居住。這二個條子送出以后,他們三位負管理責任的人,前后都來對我說,這個命令很難得執行。女生指導員說:女生因為暑假之后,宿舍人少,洗澡又便利,覺到涼爽舒服。男生管理員說:因為這是熱天,二、三樓房屋比較風大,男生也不肯搬。我很嚴厲地堅持非要他們做到不可。到了下午二點鐘,吳、汪兩君來報告我說:他們費了很大的氣力把二、三層樓男生搬到一樓。在四點鐘的時候,陳美瑜女士到圖書館會場里同我說:費了很大的唇舌,把女生搬出校本部的宿舍,方才搬完,她要請假二星期回浙江省親,我自然答應了的。可是在三小時之內,女生宿舍被炸,他們報告我說炸的時候,陳女士正在宿舍里,于是我下令叫他們趕快去挖,不想正預備了器具去發掘宿舍廢墟的時候,這位女教授從倒坍了的宿舍旁邊爬了出來,狂奔到圖書館門口來找我,只見她一身都是灰,后頭跟著一個女工,原來陳女士從圖書館出來,正準備收拾行李明天回家的時候,忽而炸彈落下來了,女工王媽正幫她在理東西,立刻上前把陳女士抱住往地下一滾,她說:“陳小姐,我們死在一道吧!”那知這一滾,正滾在水門汀的洗臉臺之下,這幢房屋倒坍下來的時候,雖然是石瓦橫飛,可是他們在洗臉架之下卻得到了庇護,等到轟炸停止,這一排架子底下成了一條小的弄堂,他們就從這弄堂內爬了出來,這是女生宿舍的情形。至于男生宿舍,為什么二、三樓炸得門窗無余,而一層樓學生所居之地沒有一人受傷呢?這些炸男生宿舍的炸片卻與日本飛機所投的炸彈無關,因為北極閣上有若干門高射炮,有一輛裝滿高射炮彈的卡車,正準備開上北極閣去時,正值敵機當頭,于是就在承賢街中央大學宿舍的墻外停下來,想不到這車炮彈受到了敵機炸彈的破片起火爆炸起來了,因為高射炮彈是揮發性向上的,它穿透的力量不大,又在墻外,所以它爆炸的彈片向上飛,把圍墻里的樹木炸了許多,碎片再飛上去,破壞了男生宿舍二、三層樓的門窗,底下一層反而無恙;那一天單是在圍墻里敵機投下的炸彈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共有七枚,計四分之三公噸,來炸毀一個不成為軍事目標的大學,其中離我最近的一個,就在圖書館書庫的外面,炸彈坑距外墻只有三公尺,若是不是一個鋼骨水泥的墻隔著,那不只是我,在里面的一百多人,恐怕大部分毀滅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大門里馬路旁的法國梧桐樹下,拿了一支鉛筆一本拍字簿,正在發號施令督促大家工作的時候,有四個女生跑來謝我,我說:“你們真是小孩子!昨天你們還不搬,以為是我的虐政,今天倒謝起我來了。”也有許多男生來對我作同樣的表示,這是一件很巧的事。許多迷信的人,或者以為我有什么神靈幫助,說不好聽一點的話,或者是有什么巫術,其實我以為靈感都說不上,只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他在危險的時期,把他責任以內的事,多用了一點心思罷了。那一天還有一件可慶幸的事,就是在被炸毀的牙科臨時房屋之內,有幾十箱貴重的儀器,就在那天早上搬到下關,上了輪船向上游起運。

當年的中央大學大門,現為東南大學,后面的中央大禮堂現已修復

我雖然把一部分圖書儀器開始搬運,可是這種措置,并未奉到命令,對于校址設在何處,雖然我自己胸有成竹,可是并沒有呈奉政府決定。說到把中央大學遷移這個問題,當時正是議論紛紜,主張不一:衛戍司令部為了怕動搖人心,是絕對不希望中央大學搬的;教育部當時仍然希望中央大學在郊外選擇比較安全的地點開學;胡適之先生主張我搬到安徽的九華山去;張岳軍先生主張我搬到牯嶺新造的圖書館和訓練團里去,學校里許多教職員受了“蜀道難”的影響,都不主張遠遷,有的主張至多遷到武漢,暫借武漢大學上課,說得頂遠的,也只是到宜昌為止,到重慶幾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我研究一切軍事、地理和經濟上的條件,有遷到重慶的決心。可是在中央大學沒有轟炸以前,這個問題是在任何方面都難于得到贊同的,現在受了這種嚴重的轟炸以后,自然我說話容易一點。

自從南京第一次大轟炸以后,中央大學又受到過三次轟炸,第一次被炸以后,大禮堂已相當殘破,于是我搬到圖書館辦公,總務處在附近的文學院辦公,如斯者有一個多禮拜,忽然我發現文學院辦公的單位,搬到農學院去了,我很不高興,對總務長說:“我尚在此,為什么同人們要搬到那邊去呢?”我要他們搬回來,經總務長婉勸以后,我放棄了我的主張,可是我自己還不搬,不想第二天文學院果然被炸,若是當時我固執一點的話,可能有若干位同人會受到災害。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總務方面的人員也好,各系的教授、助教也好,都是一有工夫就到學校來為圖書儀器裝箱,在九月底以前,凡是可以裝運的,都已經運出,其中有件很笨重的儀器,就是航空工程系的一個風筒,這個風筒是試驗飛機模型所必須的設備,大約要值二十幾萬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機器無法分拆的有七噸多重,要運上輪船,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因為沒載這么重的汽車。我和航空工程系主任羅榮安先生說,請你負責把這個風筒運到重慶,他下了決心,風筒不運走,他決不走,居然以愚公移山的辦法,把這龐然大物搬上了輪船,載往重慶,像這種的精神,實在是值得贊揚。在這段期間,中央大學每次轟炸,我都在場,我自己家里的物件器具全部放棄,什么事先盡公家,亦只有這種作法,才可以對得住中央大學這些同事,若是我做校長的先顧自己的東西,我能責備誰應當先為公家著想?到九月底,學校的圖書儀器搬完以后,我于十月初離開南京,到安徽屯溪為中央大學實驗學校主持開學典禮,我是坐小汽車去的,我動身以前,安徽中學校長姚文采先生想搭我的車,要我到夫子廟蓮花池去接他,我臨出家門的時候,只帶了兩個小手提箱,不過裝些換洗的衣服,就是書桌上的陳設,也一點沒有帶走,臨走的時候,把各個房間巡視一番,心里覺得:第一,要帶也帶不了這許多;第二,在這偉大的抗戰揭幕以后,生死都置之度外,還管什么東西?所以看過以后,只拿了一瓶香檳酒,是我在清華大學做校長的時候請客沒有用完,帶到南京的,我拿了這瓶酒上汽車的時候,指著這瓶酒發誓道:“不回南京,我不開這瓶香檳”,不料正上車的時候,空襲警報又響了,我仍然在緊急警報下到達蓮花池,接了姚先生一同出小南門,轉向蕪湖的國道。在路上遇著一隊日本飛機,共二十一架去炸蕪湖的機場,我們汽車在中途照常開行,因為我想它決不會因為我一部汽車,來變更他原定的目標,等到我到蕪湖的時候,這一隊日本飛機,又在我上面回航了。

                                                   (選自《羅家倫先生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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